已故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 不用工作真好，想到接下來幾天愛做什麼就做什麼，可悠悠哉哉地整理生活和自我，滿心是期待。 工作的日子多半不會覺得厭煩，只是時時覺得自己的時間好少，永遠太少。薪水或其他福利的事情不曾認真計較過，應該不是個人灑脫，只是從來沒想過第一份工作的持續性，對於組織經營管理與勞工權益的關係，從沒想過要認真分析，畢業後仍在某個城鄉所網絡中，看人看事好像都還是戴著一副眼鏡，人情充滿的狀態裡，有些細節遂被我選擇性的模糊忽視。 持續了好久的法國青年反對CPE的新聞動態，一直盤旋在歐洲新聞的頭條中。一直沒有太仔細閱讀，只是簡單地覺得那總理真是一廂情願，擬定法案的邏輯未免太過天真。昨天在中時看到的論壇分析倒是很清楚地指出了幕後黑手，一套其實在生活中常被片段引用的管理概念。 就連我所工作的地方，明顯不過地是依循著此般模式在運作呢，突然對某些和組織認同的說法有另一層了然於心，微薄的寒意。然而一時之間，我寧願相信他們對於自己所說的、所執行同意的也不完全清楚，希望目前的種種決策規範，只是一個不善經營管理的組織，模糊地引用了社會所流行的工作管理常態，辛苦地想要在這般經濟結構下繼續前進。 只是，為什麼最近公佈欄又貼出減少年假的說明？同事間幾次談到都不太能理解，然而一陣忙碌工作之後，公開展示時間過去了，似乎10天轉7天就要這麼成定局，誰要我們對公共事務如此不負責任，是吧？ 【轉貼】法國青年反什麼？
2006.03.21 中國時報
陳瑞樺
法國自二月七日開始，發生了一連串反對德維爾潘政府「首次雇用契約」（CPE）就業法案的抗議遊行。隨著事件加溫，遊行者更在街頭與警方產生激烈衝突，雙方各自使用噴水車、催淚瓦斯、警棍及石塊、桌椅、汽油彈，造成多位人員受傷。即使法國總統席哈克三度出面呼籲示威抗議者與政府進行對話，但僵局並沒有打開。抗議者的訴求一貫而簡單：「撤回CPE！」。 為何法國大學生及高中生要反對這項意在促進他們就業機會的法案？對這個問題的解答，不止揭示了今日法國青年世代的心理狀態，也說明了在企業普遍採取彈性雇用政策的時代，國家在促進就業與保障就業安全這兩個目標之間可能面臨的矛盾與衝突。 法國目前整體失業率為百分之九點六，其中十五到二十四歲青年的失業率更高達百分之二十二。此外各項短期約聘職務逐漸變成青年求職必經之途，每兩位找到工作的青年，就有一位屬於無法長期任職的不穩定工作，這種不穩定狀態平均持續八到十一年。 針對青年失業問題，德維爾潘政府於今年一月提出「首次雇用契約」法案，准許企業主在聘用二十六歲以下的員工時可以有兩年的「鞏固期」（即試用期），雇主在此期間可以隨時終止契約而不需提出理由，也不需給予任何賠償。受雇者要是能通過兩年考驗，就有機會轉為穩定持續的工作契約，因此德維爾潘宣稱：「首次雇用契約」是青年「進到穩定就業狀態的直接入口」。 但問題不在新法案是否能夠改善青年就業不穩定的現狀，而在於這項法案本身就是青年就業不穩定的具體象徵。當十個求職青年當中有兩個找不到工作，有四個找到的是沒有保障的契約工作、短暫的代理工作，甚至是報酬極低或無報酬的實習工作，這時就業不穩定已經不只是能力與機運的問題，而是整個青年世代的就業條件，並建構出一種對未來缺乏希望的普遍心理感受。 造成這種普遍心理感受的制度因素，是一九八○年代出現的人力資源管理理論「彈性雇用模式」。這種雇用模式將企業員工分為核心群體及外圍人員，外圍人員的第一類是替代性高的專職工人，第二類則是可利用約聘、轉包、人員派遣以滿足需求的職務。核心人員有最好的福利及待遇，可替代性高的人員則給予一般的福利，至於非固定人員則給予較差的福利，甚至將其排除在福利制度之外。這種人力資源運用構想以降低人事負擔、增加組織競爭力為唯一考量，卻在過程中將人力資源當成組織生存的養料，而將員工之生活保障當成邊緣課題。詭異的是，當企業將員工視為可以隨用隨棄的資源時，卻又在增加企業生產力的考量下運用另一種管理理論，企圖塑造企業文化、培養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 在彈性雇用普遍被運用在民間企業乃至政府機構時，就業市場上已不只存在就業者和失業者兩種類別，而是有三種類別：失業者、工作不穩定者、工作固定者。在工作場域中有了兩種身份，一種是正式員工，另一種是約聘僱人員，前者工作有保障，對未來能夠有所預期；後者無保障，對未來無法預期。透過彈性雇用模式，企業所達成的不只是精簡人力成本，而且還創造了以不穩定及不安全為主要效果的三元就業結構，創造出一種對未來不確定的恐懼。正是這種恐懼，為不合理的勞動剝削提供了溫床。 面對高失業及率就業不穩定狀態，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國家是否應該為了創造就業機會而在勞工保護上對企業讓步，讓已然處於就業不穩定狀態的勞動者進一步落入就業危殆狀態？或者只是讓原本就已存在或創造出的就業機會，從一種彈性雇用模式轉換成另一種彈性雇用模式，並且在不同的社會類屬之間流動？國家如何在促進就業及保障就業安全之間，在左手及右手之間取得平衡？ 已故的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工作不穩定可能不是『全球化』之經濟必然性所造成的，而是來自一種政治意願。……那些看起來像是由不可改變的法則所支配的經濟體制，其實是一種政治體制，而這一政治體制之所以可行，是因為有政治權力主動或被動的勾結。」這恰恰正是法國青年及各階層抗議者的感受，政府所推動的，正是讓就業不穩定狀態法制化，進而讓就業危殆化，這也是他們必須走上街頭的原因。（作者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 【再轉貼】2006.04.09 中國時報 反新貧階級全球化賴香伶
八○年代全球化浪潮從歐美吹向全球，地處東南亞的我們如何看待法國社會持續月餘的反對CPE法案（青年首次就業法），法國的青年在反什麼？ 不能只從政治層面去理解此次的社運大串聯，以為政治人物受到威脅，該法案可能撤回；但至今法國總理一步都不讓，顯見恐怕不是個人政治生涯的問題，而是該法案反映的相關利益問題，不了解經濟層面，無法看透CPE法案的內在本質。其實該法案說穿了就是「人力資源的快速使用法」，在法國以降低年輕人高失業率為政策推動的理由，並以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邏輯，以「勞動彈性化」，吸引外資駐留，以維持資本利潤的累積。 有些觀察者把法國「三月學運」與六八年的學運比較，暗喻當年的理想性比此次「顧飯碗」、「拼生計」來得高尚，而許多右翼評論者也從法國青年的反抗只是為了維持現狀，不思社會進步的需要，甚至說保障中高齡勞工的工作權，年輕人犧牲一下又何妨。 以上的這些看法有都其歷史背景，但社會反抗力量風起雲湧又該如何解釋？不問誰是最後獲益者就無法理解法國青年在全球化浪潮的衝擊，高失業率的結構性因素，更不用說法國社會福利一再緊縮。這些都是全球化的縮影，在不同區域用不同的形式反映出來。除了全球金融、資訊、商品的快速流通，其真正作用的力量是市場競爭、解除管制、政府退位等彈性措施，才使得各個市場以「勞動彈性化」完成資本的再擴張。 法國的CPE法案就是典型的勞動彈性化，表面上是為降低青年失業率，鼓勵企業多僱用年輕人，但事實上卻是讓「勞動彈性」合法化，打破原有的長期僱用契約，法國青年深知此法案通過後的連鎖反應，對各種修正版本毫不領情，一再發動抗爭，戳破政客的虛假性。法國青年反抗的正是八○年代起主導全球經貿的「新自由主義」，各種私有化、民營化政策、公共服務BOT化、金融市場開放都是該思朝下的產物。 台灣在加入WTO後勞動彈性化政策也一再出現，先是勞基法修法，放寬女性夜間工作限制，後經建會在二○○三年九月又召開「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確定「勞動派遣」立法的進程。然而，勞動派遣法比法國CPE法案設計更為精緻，強調實質擁有指揮監督權的雇主免去法律上的責任，採取「僱而不用、用而不僱」的三角關係，勞工在要派公司工作卻不算該公司的員工，只要老板不滿意，員工馬上就被換掉。工作機會被人力銀行壟斷，每月薪資還得被抽二成，實質工資當然下降。 法國青年對CPE案的不滿，是一種反「新貧階級」的全球化運動，值得我們深思。
（作者為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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