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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前一夜入睡前我才發現，同房的韓國女孩共有四位。

其中最有趣的一位會說中文，她比我長個幾歲，自己在廣州學中文，英文也說得不錯。她問起我的研究，雖然不是建築規畫相關背景的，卻問得很仔細，這還蠻少見的。通常，對話都停止於「喔，香港的都市重建啊。」

今天早晨我們再次聊起來，談不諳廣東話要怎麼做研究。她自己曾經在首爾擔任其他外來研究者的翻譯，長達一年，根據這經驗，她馬上指出關鍵：「你要讓他們相信你，這個需要時間」。是，我同意，我知道。我以為自己常來，對城市環境已經熟門熟路，但沒有仔細去想，這回要從非常基本的人際關係開始，沒有直達車，也沒有套裝行程。

說著說著她還說起自己在首爾被迫遷的經驗，「不管是租客還是房東，錢都是關鍵啦。」這句話對也不對，「錢」不只是數目，也牽動著一組金錢關係，物質關係，生活方式的變化流動。如果我能說出個好聽有趣的故事來，論文可能就寫好一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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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手記：
昨晚去上海街唐三樓看有關今年一月反高鐵和媒體衝突的紀錄片。片中呈現了現場群眾和媒體直接衝突，導因於群眾不信任主流媒體能給予公允的報導。更扯地，甚至傳有媒體鼓吹群眾往前立法會衝，以便集會行動快結束，可以收工回家。影片沒有給予結論，只是拋出問題：媒體和社會運動的關係究竟出了什麼問題？媒體工作者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攝影機後的那個人究竟有沒有/該不該有 觀點和立場？

昨晚的放映會議也有幾位主流媒體工作者參與。映後討論直指「信任」問題，不少參與民間行動的人士指出，一般街坊已經喪失對於主流媒體的信任，不相信他們的聲音會被公允表達。主流媒體秉持著「知情權」和「新聞自由」的工作倫理，認為他們努力作的就是呈現各方觀點，讓公眾自行判斷。

影像工作者/作家 李維怡則挑戰以上觀點，她說：「我認為新聞自由並不是我們要追求的目標
，新聞自由背後還有一個更大的目的：社會公平。我們並不是為了自由而追求自由。」

討論很精采，其實也高度相關我自己的研究，可惜我聽了整晚的廣東話已經好疲累，沒撐到最後一刻，十點多就先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