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Jun 2005

【剪貼簿】好樣的趙剛

老實說,之前對於連宋訪問的新聞印象,最鮮明的,莫過於『爺爺您回來了!...』,那些娃娃們的手勢和聲音。看了東海李察吉爾趙先生這篇,以及參照閱讀的龍女士大作(當然我這閱讀次序也是反了),才在政治聲音和畫面聲音之外,看見此新聞事件對於一般人生活思考之啟發的可能性。

言語或寫作上不經意的習慣,正值得深深考掘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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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的壁壘:評龍應台的「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大陸有感
(台灣社會研究第58期 編輯室報告)

  歷史常常是跳著走的,而且不知道它何時要跳。世上有那麼多的學者專家,沒有人預測過上世紀八0年代末會發生前蘇聯與東歐之變局,以及那個變局的戲劇化形式。台灣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也沒人預測過在今年春天連宋二人相繼訪問中國大陸這一事件所徵候的兩岸新局。特別是連戰,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更是鹹魚翻身,一掃顢頇老大形象,一時之間竟躍身為時代弄潮兒。

  學者與文化人既無從預測,於是評論紛紛,這其中尤以龍應台女士的評論文字最具行銷力。

  這個發生在今年春天的事件,十年後觀之,它的意義為何,可能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因為今天所發生的事件,還將要被很多的力量解釋與推擠,而其中,屬於知識份子所能影響的範圍確實有限。但儘管如此,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還是要對這個走向提出有立場的解釋。基本上,我們認為連宋的大陸行是重要的一步,有多重的意義。首先,這是解消冷戰架構的重要進步,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相互對待上,走出內戰與冷戰的敵對思維,開始進行對話。這對於不僅是兩岸,也對區域和平做出了貢獻。其次,我們認為這不應僅僅是政黨之間和解的肇端,更是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關於和平與溝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現。這中間當然有資本的利益,但人民惡戰、避戰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在這個層次上反映了台灣的主流民意,也將帶領民進黨的走向,這由後者轉換口徑,承認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之事可以略窺一二。第三、儘管表面上二者都在技巧地操弄中國人身份修辭,但他們卻也弔詭地參與了由李登輝擔任首任工程師的國族打造工程,只不過今日是以中華民國之名行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對立形式正以一種新的內容在進行。這是一種歷史的反祖性,弔詭地將台灣拉回兩蔣時期的「中華民國」正朔,差別是如今有民眾正當性基礎,在所謂「族群多元,國家一體」的「中華民國」之下,藍與綠的對立將被解除動力。但這樣一個國族打造的工程在全球地緣政治上將有何命運,則並不很清楚,也似乎另蘊危機,特別是當它牽連到美國和日本在兩岸敵對關係中的利益。冷戰的解除與再度冷戰化,是矛盾並存的兩種可能。

  因此,連宋訪問大陸這一事實所散發出的訊息是具有矛盾性質的。腳熱情地往前踏出和解的一大步,但手卻更冰冷地藏在背後。冷戰以來,由於東西陣營的對抗,以及兩岸的對立隔閡,所形成的深度文化與價值壁壘,在兩岸各據一方時無從展現,反而是當兩岸越要開始接觸時,這個藏在水面下的壁壘往上浮現的驅力也就越大。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此分析龍女士關於兩岸關係言論的原因,因為它是一個足以彰顯這個壁壘的重要個案。

  五月下旬,在重要歷史時機上永不缺席的知名文化評論家龍應台女士,再度發表長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問大陸有感〉,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發表,中國時報同步刊出。龍女士以其一貫的感性筆調,對中國大陸讀者娓娓道來她所理解的台灣。在文章中,龍女士沒有忘記提及「野火」那本書,並不避自舉地將之定位為台灣當代史的分水嶺;野火之前如何,野火之後如何。「野火」二十年後,龍女士以中國讀者為對象,或許是希望在中國這塊她心目中的「前野火」之地,燃起野火。龍女士撫今追昔,為之躊躇四顧地向大陸讀者報導「野火」的燦爛啟蒙企業:『「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

  龍女士的這篇文章想要在中國大陸怎麼描繪台灣,想要燎起什麼論述效果,我們的確也不掩在意,但無由過問──畢竟任何人都有資格寫一篇紹介台灣文明奇蹟的當代版「馬可孛羅東遊記」。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是只在中國大陸發表,也同時在台灣發表,這就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從台灣公開批評龍女士的論述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會產生何種可能影響。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她如何理解台灣,是深刻關連到她如何理解大陸,並關連到如何理解兩岸關係的。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形塑了龍女士理解台灣(以及世界)的框架,並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國大陸,這使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了兩種文明,之間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壘。這個冷戰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心態結構,無論對兩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灣社會內部的正義發展都是有害的。

  首先,我們來看看龍女士是如何再現台灣。龍女士的基本論點是建立在一種歷史終結論上頭。任何「前現代的」、「專制的」、「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政權或社會形態,經過人們的奮鬥,最後都將駛抵歷史的終站,在那兒,人們享受自由與均富,並尊重多元性,而所謂多元性,就是人們不再相信偉大的、壯美的口號或主義,只是現實地生活,包容不同的觀點與生活方式;儘管眾聲喧嘩,強過定於一尊。龍女士以一種庸俗化的實用主義民主觀說: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所以,台灣的民主地景應如下:沒人撐死,沒人餓死,每個人當他自己,也不妨礙別人當別人自己。

  這幅個人主義的、享樂主義的、歷史終結論的地景不能說壞,但好像缺少了些什麼重要東西,而且有些陰影地帶好像也不完全這樣。以這樣的方式論列台灣社會,似乎是採遠鏡頭、採低標準。首先,路無凍死骨並不等於社會正義,正義是相對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長期以來台灣社會裡原住民的生存條件,以及近十餘年來台灣社會對跨國遷移勞工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近年來台灣社會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以及現今已是經常性的而且被高度低估的百分之五失業率…。面對這些,難道還容許我們對「均富」自我慶功嗎?

  其次,眾聲喧嘩並不等於自省的對多元認同的包容。長期被國家、家庭、市場與媒體葛藤纏繞,充滿無力感的台灣一般大眾,因無從獲得公共論述與集體行動的力量,從而在面對歷史的進行時就成為被動的旁觀者,而旁觀者的併發症就是令人喪氣的、犬儒的眾聲喧嘩、無可無不可。這樣一種躁鬱的文化官能症,卻被龍女士完全正面解讀,成為台灣人的包容與智慧。但是,難道還需要提醒,在這個表面的「無可無不可」的眾聲喧嘩之下,有一條大黑線,那就是越來越被污名的「中國人」身份,以及許許多多條的小黑線,那就是各種沒有公民身份或外於公民身份的身份污名,例如「外勞」、「外籍新娘」、「大陸妹」、以及同性戀者。在最近那樁具有獵殺女巫性質的「夏禕事件」中,我們完全感受不到龍女士所標榜的「敘述多版本」,及其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龍女士何其樂觀、何其偏擇耶!但這種樂觀讓我們不得不嚴肅的思考知識人、文化人的社會角色到底是認同、肯定,還是反省、批判?

  美國的社群主義學者Michael Walzer ,算是非常愛國愛鄉的一位學者,但是他在論及社會正義時,也會以自我批評的方式來愛國愛鄉,他提出了所謂的「政治正義原則」,指出任何自稱是民主的國度都必須符合一個正義原則,才有資格自稱民主,這個原則即是,任何人,只要在當地的經濟體制勞動工作,只要受制於當地的法律,就應該有充分的公民權,參與到對這些影響他們的經濟決策與法律的「持續性同意」。因此,任何民主體制除了讓境外的勞動者入境工作外,還要給人家第二道允許,即公民權的授與。因此,對於世界上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只讓移勞進來打工,但不打算給人家公民權,那這個政治社群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一種軟性的種性制度,因為把人分成兩種,自己人與外邦人,後者服務於並受制於前者。那麼,儘管自己人之間也許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認同的,但這個體制的特色絕不在平等與多元,而在專制統治。那暴君是誰呢?當然就是我們這些有身份的公民,Walzer稱之為「公民─暴君體」。在台灣,我和龍女士都屬於這一體。在東亞區域,龍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屬於這一體。

  那龍女士為何選擇放棄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寧可選擇對台灣霧裡看花呢?那難免讓人覺得是為了取得面對中國讀者的高姿態,而進行的策略性修辭。但龍女士可曾想到,台灣為妳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辭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是各種爭取社會正義與激進多元認同的人群的反挫與內傷:台灣都這麼好了,你們這不是庸人自擾且擾人嗎?!對於這些人群,龍女士似乎是不願置一詞的。在她的心目中,台灣近二、三十年的變遷,只是少數菁英的努力結果,不論在「野火之前」還是在「野火之後」。

  和「歌頌台灣」一體兩面的卻是一個包裝精美的對「中國」的深刻不屑──龍女士的這一面是很多「泛綠」朋友所無法或拒絕體會的。龍女士這篇文章,如果反讀,其實是對台灣人民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中國」,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大跳躍,從幽雅古典的「書法、詩詞與老莊」中國,直接跳到今日極其不雅馴的中國,其特徵為:非(或是)反自由主義、「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以及『「和平崛起」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這樣的中國想像,其實是和台灣的主流中國想像(不分藍綠)是一致的。這個想像的確是有事實基礎,但卻極其貧瘠,對中國人民在近現代歷程中的各種努力、想像、理想、與實踐沒有一點同情,因此對於這些理想與實踐的失敗沒有一點共感,非僅如此,還逕行判決這些理想與實踐都是「大敘述」,從而都是反民主的。

  今天(2005/5/30)中國時報已經冒出了「連宋龍」這一個複合詞,說「連宋龍登陸中國,掀起台灣熱」。但在此,我們必須公道地說,連和宋龍應該還是有差別的。連有近現代史意識,能夠上下一百年談北大、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台灣的成就」和廣義的中國近現代史關連起來,而龍女士則將台灣的「成就」內鎖於台灣,歸功於「野火之前」的知識份子(從賴和到陳映真),野火,以及野火之後的黨外與民進黨。這樣一個史觀,除了大膽的自戀外,還有兩大問題,一,延續內戰與冷戰思維,把台灣孤立於中國的近現代史之外;二,把陳映真這般苦心孤詣的理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奮鬥,以及畢生對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判,馴化於龍女士的現代化地景的獸檻中。如果龍女士能這樣肯定陳映真,為何不能移情地也能同情在中國的近現代歷程中,多少和陳映真相類的靈魂,在龍女士所否定的「大敘述」裡進行艱苦的、散發人性光輝的、令人尊敬的奮鬥與實驗?

  對龍女士的靜態的、享樂主義的、現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觀,我們深不以為然的另一原因在於她論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經批評的「沙文主義」窠臼:以一個負面他者為對照,對自身進行肯定。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開放的、進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觀。多元認同不是對既存認同與價值作永恆消費,而是要從他者(甚至是你的敵人)那裡學習到新的價值。對龍女士而言,「中國」,除了「書法、詩詞、老莊」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現代越乏善可陳,甚且是一個退化。不客氣地說,這多麼像是近代日本右翼對「中國」的立場啊!龍女士透過對於中國的這種俯拾即是的現代化派刻板印象,而取得對台灣的自我恭賀姿態──所謂「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不但沒法對既有的各種價值與認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恆地沈迷於眾聲喧嘩,五色令人目盲,而無法提出批判的基礎。瓦解批判的基礎,也就是瓦解進步的可能,以及對於社會運動的無情傷害,最後刨掉了民主的生機。龍女士在盡力瓦解大敘事的同時,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丟棄了,嬰兒,不待言,自然是那改變現狀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烏托邦的想像。因為有嬰兒,歷史才不會終結,社會才會「改變」。龍女士把連宋當成「理想家」(相對於未指名的「大說謊家」),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缺乏理想,二十年前反戒嚴體制時空下的「野火」,現已成為中華民國號的「鍋爐火」──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野火總還有亂竄的想頭,鍋爐火則是被馴化的火,只能和茶米油鹽並列在一塊兒,慢慢把船帶到那個明確的終點而已。龍女士最不可能在這篇文章裡談到的是「理想」二字,但她也還是拿來就談了,而且是在不對的時刻,不對的地方。

  龍女士要湊上來談均富這個理想,也很好啊!但為什麼她以前不談,也不在台灣談,也從不對「均富」的惡化提出過原則性批評,但現在卻到中國大陸談均富?曾經,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的確可以引以為傲的是,相對於中南美,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沒有伴隨惡質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但是在這些年來,台灣的相對「均富」已經急速惡化之時,龍女士不對它提出警訊與批評,反而像天真的富家子,不知家道中落,還在外頭誇富一般,對著大陸大談台灣的「均富」。這個姿態其實可能只是對中國崛起的焦慮:畢竟中國你也富起來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灣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禮。這樣的以均富為理想的氣度很好,但可惜沒有歷史感,也不符合現實。我們只要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4期,美國學者博格的文章的數字,就可以把該說的說清楚了:



按照世界銀行的固定國際貧窮線(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這條線之下的人數,1998年比1987年還多──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遽減百分之三十(從1987年的三億零三百三十八萬人,降到1998年的二億一千三百十七萬人),和世界其他地方增加了可觀的百分之十二(從1987年的八億七千九百八十一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九億八千五百七十一萬人)。

 其實,真正有氣度的批評矛頭應該指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是它在近二十多年來造成了民族國家範圍與世界範圍內的貧富不均惡化。但龍女士不曾就此批評美國,畢竟因為美國在現代化道路的終點,是西天;美國的霸權不存,現代化意識形態竟將焉附?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宣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這是龍女士的判斷,但理由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龍女士說,台灣縱然有種種問題,但難道,她急切地說,您還看不出來「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嗎?中國和台灣將永遠你是你,我是我,除非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來。她雖然指出,(也許相對於美國、德國),台灣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但她顯然有點過於滿意於半路的風景(例如智障兒端出咖啡給等待洽公的你,中庭遇到市長可以索求簽名,可以在華燈初上時與三千台北人在國父紀念館觀賞紅燈記──這,我必須說,哪是台灣!其實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北東區」),而大有不想走下去的樣子,何況停下來還可以回過頭,對著遠處的、岐路上的中國呼喚。「中國」讓龍女士得以重新振奮,得以重燃野火。

  龍女士因而是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這個高度在哪兒呢?似乎是她心目中的西方(美國?德國?)吧!能不是嗎?龍女士因而是最初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主要推手之一杭亭頓(Huntington, Samuel)的「文明衝突論」的華裔繼承者,背負了更沈重的、更複雜的高等華人的自責、羞恥與憤怒,輾轉於古典故國之思與對今日不材之恨的兩極之間,但她的位置始終是游移的。她被濃重的道德感所支撐,把所接受到的批評對話當作她的苦行,把她自己選擇的流動當作放逐。「中國」這是她的試煉、她的救贖,與她的負擔,她已經救贖了一個中國了(名曰中華民國),把它安頓在中途之家,旋即趕往救贖另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在現代化承平世界中終不成正果的截教,一個喪失典雅的古老東方。龍女士戴起盔甲,迎向這個大風車。

  龍女士的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但就兩岸之間實際的政治意義而言,龍女士不得不是個徹頭徹尾的中華民國派,是一個超世俗化、現實主義的、以及文明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我們認為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的理念仍然是連續於過去的內戰與冷戰思維,並和「近現代中國」處於刻意的、意識形態的、因而是反歷史的脫勾狀態。以對立於「中國」為自我定義的「中華民國」,仍然受限於霍布斯式國家的古老格局,無法進行真正的區域的和解。「中華民國」這個浮現中的主流,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化解了藍和綠,但並沒有超克藍綠,而是攪拌藍綠。關於這個主流的浮現,我們並不唱和,而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並不認為現在的情勢,和二00三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編委會之名發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的宣言時,有真正清楚的突破性變化,雖然戰雲暫時轉淡,但隨時可以重捲,因為結構條件仍在。令我們憂心的是,台灣社會的批判的公共論述並沒有深化與普及的跡象,人民關於他們的焦慮與痛苦(與茶米油鹽有關或無關)的失語狀態並沒有改善,而菁英依然敏於花腔的修辭,拙於探求社會的真實。龍女士所強調的消極個人自由並非沒有價值,它當然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成就,但顯然對批判的公共領域的開展並無助益。

  以上是就龍女士的「理路」(包括發言位置)所進行的批評,但這畢竟非其所長。龍女士,首先與最後,還是一個「文化人」,一個書寫感性文章、召喚認同、導引情緒的人。但弔詭的是,這種文人身份,恰恰是她所批判的中國傳統裡最悠久綿延的傳統之一,不做調查、不講理論,只是舞動其生花妙筆──文人士大夫也。這樣的書寫,可以無害地作為茶餘談資,但就社會的、歷史的層次來說,一個社會裡如果佔主導位置的言說模式是這般的話,那則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因為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實踐」只是在鼓動情緒、召喚認同。

  龍女士極有才情、極有策略地,以「紅燈記」在台北上演的側錄作為文章的開場白,描繪出「中華民國人」的群像:冷靜、怡然、篤定、包容、尊重、幽雅…。這些或許都是事實,而我也的確也相信龍女士的目睹報導基本為真,但是以這樣的一種文字來向大陸讀者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的真正問題所在,不是在修辭美文、不是在印象派寫作、不是在選擇性認識,而是書寫者到底要和讀者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要人們進入到妳所設定的情緒網罟裡,進行感動與認同消費呢?還是藉由對話,深化整體社會的理解、提問與批判能力?

  「中華民國認同」的浮現,對於兩岸人民的和解究竟是否有益,我們不敢過於樂觀。但要做的事還是要做,我們認為知識份子首先應當反省自身的狹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對區域發言,以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自居。區域主義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應是最起碼的立場。我們不同意於龍女士的,最終還是在於她雖然在區域間說話,但並沒有促進區域間的對話,反而以一種弔詭的修辭,增設了區域間的壁壘。

  這是台社第五十八期的編按。本期編按因為主編徐進鈺在編輯一切就緒,準備出刊前,身體違和,因恐耽誤出刊,而囑本人代為撰寫編按,並建議或許可就近來的時勢發展作評論,因此有了此一不規格編按。本期台社非常緊湊精彩,四篇正式論文之外,還有各種文類,以不同方式探討了很多重要問題,其中,「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的多篇文章,以及針對佩里‧安德生的「回應與討論」,更是台社近年來一系列站在區域左派進行論述的位置展現。

趙剛

7 comments:

小捲 said...

讀完這篇評論的心情和感想有些複雜
我想我的個人意見應該是界乎兩者之間
我並不認為此兩者的主張有著跟本性的不同

對於龍應台的菁英思維和以中國文明自傲的價值觀
稍微讀過她一兩篇文章的人,大抵都會有如此的認識

從區域左派的立場來批判其觀點,自然有其邏輯
但可以這麼說,龍應台和和趙剛根本就在不同的位置對著不同的命題做出詮釋和發言
與其說是辯證,我反而聞到了許多文人之間的不苟同(或說文人與學者?)

中國問題是個背景十分複雜牽涉各面向的價值辯證
對於台灣社會不公與階級化的批判是否與龍應台對政治論述的意向衝突,我不認為是衝突的
中國所面對的絕對不僅僅是民生問題
更多的是社會與價值觀問題

對於龍應台所舉的例子,我想是因為其浪漫與菁英式的價值觀,而使他選擇了覺得適合的例子,或許也是因為其政治考量,只能選擇這樣的例子在北京發出論述

光這點就是該先拿出來討論的
至少,在台灣,批評權和發言權仍是存在被保護的,不管你的立論牽涉如何敏感的題目

shyuen said...

我想我的閱讀能力是退步地相當厲害
讀這一冗長的批評大部份時候只能感覺到相當類似的態度

我也覺得,龍應台寫作策略,你去讀她一本書就知道
無可諱言,有時候也會為她那昭昭的文字企圖感到生氣
她是如此博學、用功、聰穎怎會不知道事案的各種模糊、層次的存在呢?
倒是很能俐落地抓起一個線端引領讀者跳躍到她要立論的位置上,同時,還轉身在恰恰好的角度上
我生氣,是因為覺得這是種操弄。
不過這不行嗎?或者只是因為我,不喜歡這種操弄?

也許可以這樣說吧
如果一件事描述到最後予人雜亂迷離的印象,多半是比較接近事實
可是,一個作品究竟只是要呈現事實或是託出一個態度?
若要談論一個態度正確嗎? 那不是要吵架了嗎?

關於中台的政治和文化
這是個很難很難的題目
在每一次和中國同學的照面閒聊
在每一次路上與中國人擦身而過
在每一次他們的對話在身後大剌剌響起
心底暗暗地,總覺得很難...

我相信,大部份人也有類似的困難
這種情況下,一種簡單的態度顯得非常"實用",雖然這類態度通常也非常可議
我沒辦法想像,自己過著爢爛生活卻對二岸關係有清楚正義理性的態度??
我只能試著多讀一些資訊,也許可以慢慢建立或修改一些想法

在台灣
誰是這類文稿的讀者?
政治策略決定的機制實既上是如何運作?
弄潮人的影響力因此有多大?
有點好奇呢!

shumei said...

趙剛在這篇評論中,是稍嫌激動且過於明白的表露他對龍的不了。然而,我認為他的情緒揚升是可以被理解的,因為龍應台無論如何在兩岸三地被視為一個文化界的指標性人物,而其發言又往往氣度輝煌--不論在寫作企圖上,或者實際的影響層面上。因而其言論既出,是比起一般學者、作家或寫手更可能被傳閱、誤讀、挪用,從一己主觀被媒體擴大為區域認同的。我想正因如此,趙剛才如此強烈地檢驗其言論,及文字背後隱而不顯的歷史框架和文化驕傲。

又或許,部分的憤怒會來自於失望吧--將台北市東區誤以為台灣的謬誤地方感,竟然在這樣一個具備文化地位和能量的龍應台身上如此不避諱地展現。那麼更多不具有發聲位置或意願但屬於幽雅、冷靜、富而有禮的個體,究竟是如何自以為是地在看待這個島嶼沈浮,擾攘世界?

這些衝突荒謬感覺並不會陌生,也離我們不遙遠啊,每天每天,是那麼容易聽到身邊親友說出令人驚訝的話語,無論是對外籍勞動者(或或像台北市政府說得好聽改稱『新移民』)及其親人的歧視;或者是此岸與彼岸的個人,為了爺爺與娃娃之類的事情,過量使用著『我們』與『你們』...

我所害怕是那認知的建立超越了物質性流動的速度,而意識到時往往已經是錯誤的中途了。

小捲 said...

你這樣一說
我倒是想起了許久以前對於龍女士的不滿情緒
在那一次寶藏巖的電影座談活動開幕時
他講了下面一句話:這個市中山城宛若是另一個希臘的山丘小鎮一樣,面對著新店溪,如果漆上白色,那就更美了......

我當場是傻住了,然後是一種非常生氣的情緒湧然而上........
於是從此開始你對這個人的評論就不用有所期待了,不管她多麼會使用文字去隱藏.....

shumei said...

她說...

回望野火二十年 龍應台返家
【記者伍崇韜/報導】

一九八五年,龍應台《野火集》出版,成為那個時代最嘹亮的聲音。野火二十歲之際,八月,龍應台將自客居的香港回台定居,《讀書人》特製作「野火二十年」專輯,響應那個相對熱情的年代。(編者)


眾聲喧嘩 野火不滅 煙火慶生《野火集》新版付梓

以南來文人身姿落腳香港兩年,掀起的文化旋風方興未艾,龍應台就要離開回台,落腳清華大學客座。

這次回台,不只有複雜難斷的近鄉情怯,曾經震動台灣社會的評論文字《野火集》,亦將過二十歲生日及出新版。


與過去生命相連 小女孩回來了

記者問:你又要回台灣了,說說自己吧。

龍應台答:回台灣呀,不知道耶,一想到要回台灣,心裡的第一個感覺好像是一種怕。自己在心裡分析那種怕到底是什麼,只覺得那其實是政治環境的一種壓力。

問:一回來就會感受到這些壓力?

龍:你任何時候上網都會看到罵我的文章,那是一種藍/綠、本土/中國的對峙,這和我的信念相違背。被罵也沒辦法,可是回來的感覺,就是「我又要來面對這些了」。

問:和這些壓力同時存在的是什麼?

龍:我昨晚在陽明山家裡睡覺,附近陽明國小的擴音器早上七點鐘就打開了,「報告,周會開始……」,老師用的還是四十年前我當小學生的那種語言。或者是一些其它的聲音、氣味、樹、音樂片段……全可以和我過去的生命相連。這當然是近鄉情怯,只是回來兩腳著地的感覺也很好,感覺很矛盾。

問:你像在敘述「那個小女孩回來了」。

龍:呵呵,對,那種感覺很複雜,覺得都是到了五十歲的人了,竟還處在這樣的漂流狀態,實在很奇怪。


野火二十歲 黑白分明時代遠去

問:《野火集》二十歲了,你最想對讀者說些什麼?

龍:我剛看過出版社為野火二十年活動邀到的二十位篇文章,當提到要為做野火二十年辦活動時,我覺得很好。這不是因為書,而是覺得一個有文化、能反省和看重自己的社會,本來就應該重視過去。

過去這二十年是重要階段,從打破威權到進入民主的實踐,現在只是利用野火二十年的時機來回頭看,目的不在於龍應台如何,在於回頭看台灣社會怎麼樣了。

問:你自己如何回顧?

龍:看這二十篇文章,很高比例是對台灣社會發展失望負面。

我在三十四歲寫野火時,社會問題因威權獨裁政治衍生出來,野火是針對那些問題發出吶喊,現已時過境遷,某些當時的核心問題不見了,但解決問題的同時卻又冒出新的問題、新的敵人。

寫野火時,至少是黑白較分明的時代,現在黑白不分。黑白分明的時代,你需要敏銳度,一些勇氣;二十年後,你真正需要的是洞見。


新世代發聲 核心辯論還是民主

問:印象裡台灣似乎沒有一本印行二十年還能被大量討論的書,有人說這二十年裡長大的小孩對這書沒印象,新世代和野火並無連結。

龍:去年我發表「五十年家國」等系列文章時引發很多辯論,有不少年輕人加入。這些辯論中,年輕人不見得會直接提《野火集》,但辯論的問題並無斷層。二十年前和今天的歐洲,兩代年輕人辯論的東西也是一樣的,在美國,現在最激烈最核心的辯論,也還是在「民主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上。

回到原來問題,一個能反思的社會,經過二十年,必須要能在那個延續的光譜上反省討論,而不是和過去一刀兩斷;至於你提到的這個世代的年輕人和以往很不一樣,是否如此,我不確定,但不覺得他們的熱情和七○年的年輕人有何不同,也許只是比例不一樣。七○年代的大學生多半被灌輸要以國家社會為己任,有些熱情不是出於自發。

問:你何時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確有影響力,或者能刺激社會能量,對社會造成實質改變?

龍:《野火集》是由報紙發表文章結集,當時寫第一篇是意外,大概寫到第三、四篇就意識大事不妙,之後就變成「有意識的策略性寫作」。我並不要變成黨外雜誌,黨外雜誌很激烈,可是很難影響中產階級。

我一直不要變成游擊戰,我要留在主流媒體影響中產階級,所以我會策略性強調「我其實是愛國的,我是在愛國基礎上談什麼什麼」。

問:這意謂你其實有更積極的社會動機……(打斷)

龍:在發揮影響和拆穿謊言上,是的。


人生移動 無非以寫作傳達觀念

問:你大概幾年會有一次移動,但移動容易讓能量逐漸地消散失聯,你的人生裡真正想要做些什麼?

龍:我有點無所謂耶,我會想寫一個東西,是因為我現在對這個東西有想法,有感覺,我想把這些事情和觀念寫清楚,這是寫作最大動機,如果寫得好,就會有影響力,但我不是因為要有影響力,所以怎樣寫或寫什麼等等。

你說的移動失聯消散等,我越來越覺得,那不在我考慮範圍內,該發揮影響就發揮影響吧!同樣的層面,我關心大陸,所以我寫東西會有針對性。我覺得大陸需要這東西去催化他,可是這東西若見不了報,或是就不見了,我還是不太在乎,因為歷史自有其規律在那邊。

問:你還有足夠動機或熱情來面對台灣?我注意到,你一提到台灣這兩字時,你的臉就垮下來。

龍:這是什麼意思(大笑),唉呀,但台灣是蠻讓人失望的,這是真的。

台灣明明是華文世界文化發電廠,明明是文化能量累積最厚的地方,明明海闊天空,在民主的實驗和突破上也是,可是台灣偏偏選擇了最壞的一條路,至少過去這十年是這樣。我的失望大概源自這裡吧,嗯,這跟你說的「臉垮下來」有關係。

問:如果你還有足夠的熱情……(打斷)

龍:談到熱情,我必須解釋,我的文章登出來的時候,我常覺得孤單,常因一篇文章,我一個人被圍剿。很多人,學問比我深,看得比我透,文采比我好,但他們不寫,只是因為虛無,虛無感戰勝了他們。

我一直在寫,是我一直不斷地在和這個虛無感對抗,我在抵抗我自己心裡不斷冒出的虛無感,那就是我所說的熱情。表面看,野火二十周年的此刻,好像我的熱情不在了,但別人看不到的是我內心還在和虛無感對抗。在台灣這樣的社會和外在環境,太容易被這樣的虛無感打敗了。


眾聲喧嘩 最在乎混沌如何清澈

問:當龍應台變成符號,開始有影響力,你的人生裡曾因而承受負面影響嗎?

龍:當然有,我很自覺,當你自己形成一個話語霸權,或是控制的力量,這時你會對你自己質疑和挑戰,那樣的力度反會使我的存在變成一種張力,衍生出另一個我試圖抵抗的東西。另一個負面影響,是我很難離開那個自己建構出來的磁場,一直試圖擺脫。

問:寫社會或政治評論是否影響你的文學創作?

龍:這兩者是有矛盾,我剛講,你要從那個磁場整個擺脫後才可能天馬行空。當你太入世,太多社會關懷等,對純文學部分是干擾,但這也看你個人要的是什麼。若我心甘情願地認定自己就是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這是志業或責任所在,或許不會有這些掙扎和暗流,但你說的沒錯,幾乎有一半的我是在這公共知識分子之外。

問:回頭看二十年前的龍應台,你覺得自己現在是不是還這麼強或者這麼好?

龍:嗯(停頓十數秒),我想這樣說,如果要整理台灣文化史,往後若有一位誠實客觀的寫者來整理這二十年的文化史,他也許會寫道:「這個人經過二十年後還在這個磁場裡面,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不過,就我個人,我越來越無所謂,所謂影響力,在我核心意識裡只是外在的副產品,當我寫作時,對我最重要的是我有一些想法,然後如何在這個眾聲喧嘩的語境裡,龍應台可以把這些觀念用最清澈的語言寫出來。我在乎的只是我自己對文字的掌握以及透過文字,把混沌抽象複雜的概念變得清澈。

【2005/06/13 聯合報】

smallQ said...

so self-absorbed!
it makes me to come out the similar feeling given by the attitude of seeing themselves from the almighty architects....

shumei said...

'almighty architct',how frightening but how true it is!!

這讓我想起今天翻閱了這本書:《創意島嶼狂想曲:2050願景台灣》,由陳郁秀、劉育東主持的(狂想)計畫,這下可好,狂妄的建築師影響了文化人,人人都不自覺地狂起來。

書中包括兩部分:利用創意動畫模擬的2050城市想像,以及由藝術、建築、電影、博物館、生態...等不同領域的菁英發言,所構成的願景和想像。該怎麼說?想像是好的,但拿大筆經費做這些不知所以的想像(圖像),真得讓人啞口無言。泛泛言論中或有幾許珠璣,但我實在不懂,在高雄港區泊地上拼貼一些透明的影像,名之海上博物館(名稱應該更炫但我已記不清楚..),或者在廟埕前面挖了一個水池,兩側朝廟宇相反方向延伸出影像走廊,會是一種未來神聖空間想像??

或者是同樣的問題,名號及企圖如此宏大,反而凸顯了圖像及文字生產的貧乏空虛,虛擬科技當真虛擬出華麗虛空。

(如果我只是對影像/想像的領悟太差請誰來打醒我...)

倒是,姚仁喜的語言第一次讓我覺得有些意思,他提到資訊交換的進步,或許承擔了許多過去必須體現於物質文明的意義—建築常被賦予的,功能之外的神性、藝術、詩性...whatever。這個改變或許能讓建築的回歸素樸成為真實可能,而不是徒為極簡的風格。建築可能必須更誠懇面對住居使用功能於物質存在的那部分...

當建築主流之一和時尚熱烈交匯的當下,如果這想法能有一點點的發酵,對可能的一點樸素芬芳是有些期待。

回到想像這主題。怎麼,這個時代還那麼多人以為自己的想像就是全世界要大步邁向的彼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