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令人注意的敘述:
“All of the Bhotiyas of the five valleys are able to speak four languages: Tibetan, Pahari, Hindustani, and their own. They have been awarded trading rights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 and a formal renewal of this grant is necessary every year. Each valley has its own corresponding mart in
「五條河谷中的(意指位在喜馬拉雅山西南麓的Almora 區域的河谷地)柏提雅人都可以說四種語言:藏語、印度、帕哈里語(印度-雅利安諸多語言的一支),還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持有西藏政府所頒發的貿易權利,每年都需要更新。每一條河谷都有其所對應的西藏市集,沒有執照的居民不能在相應的市場之外進行買賣。」
這段文字呈現了當時的區域關係—西藏實質上獨立於中國(1913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正式對中國宣稱獨立-1949),而稜線另一方的Almora位在英國殖民的印度北疆,有柏提雅人是主要族群。對於當時村落裡生活的人們來說,生活的現實是高海拔的河谷,跨越隘口是每月每年發生的經濟活動。柏提雅人並不是生活落後、隔離於外的族群,那條稜線雖然險峻,卻是截然不同於現在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因政治武力關係而界定出來的嚴峻邊界。
這些村落在當時可謂是跨國經濟前線,比起德里,他們的生活離江孜、拉薩更近,還沒有被當今現代化治理所創造出來的「距離」邊緣化;就西藏而言,也是還沒有被以北京為中心來思考而邊緣化的疆域,這兩個高原上的人們有著自己的生活核心和流動交換軌跡。
2009年的今天,柏提雅人所處的省分被印度政府當作是觀光重點發展地區,以旅遊為前提的思考下,這些河谷地成了宣傳語言中的「偏遠地區」,可及性和距離以國際機場為起點,旅遊發展潛力還要以當地人們能說多好的英語來評估。如今印度政府和國際間學者口口聲聲宣導著森林保育落實之重要(政府主導的森林砍伐已經橫掃一回),殊不知1930年代的柏提雅村落政治早就規定著村民不得以森林資源作為商業利益的基礎,只能當作生活基礎能源,自有一套細密的管理機制。
認真想想,文明的轉輪真在帶著人們的生活「前進」嗎?當我們討論『邊界』或『邊緣』,到底是以誰為準的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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